武昌打孩子联系玛丽亚_妇幼保健院人流价格表

肖峰

在孔夫子旧书网检索“英文典大全”或者“David Lattimore”武昌打孩子联系玛丽亚，可以获得数十个结果，有数十本不同版次的《英文典大全》（A Complete English Grammar for Chinese Students）在售。俨然这本民国时期的英文教材有不小的发行量，以至于近百年后仍然有不少留存。这本《英文典大全》的背后，是一位“非典型”汉学学者戴维·拉铁摩尔在中国教授英语、在美国教授汉学的事迹，以及拉铁摩尔家族与中国的渊源。

笔者从孔夫子旧书网购买的《英文典大全》（1923年12月版）

戴维·拉铁摩尔过去被人提起更多是因为他的儿子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他本人的专门研究不多。郭锋教授在《福开森在华五十六年武昌打孩子联系玛丽亚：参与兴办中国高等教育的视角》（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五章“参与创办南洋公学”概述了戴维主要生平，尤其是在南洋公学的经历武昌打孩子联系玛丽亚；崔玉军从达特茅斯学院汉学研究渊源的角度顺带考察了戴维与达特茅斯学院的关系（《美国达慕思学院的中国研究》，载《汉学研究通讯》第29卷第3期，2010年8月）；李磊鑫在《拉铁摩尔家族与中国︱在中国执教二十年的大卫·拉铁摩尔》（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1年2月19日）专题介绍了戴维从来到中国至回到美国的主要经历，发掘的多处史料和行文线索与笔者不谋而合。本文参考以上先行研究，主要爬梳史料，追述戴维·拉铁摩尔的主要事迹，同时尝试发掘其行迹与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美国汉学研究背景的关联。

本文写作使用了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及劳耐尔图书特藏馆所藏戴维·拉铁摩尔相关档案，得到达特茅斯学院东亚图书馆谢念林（Nien Lin L. Xie）、劳耐尔图书特藏馆摩根·斯旺博士（Morgan Swan）协助，谨致谢忱。

一、从华盛顿到天津：见证中国近代教育

戴维·莫法特·拉铁摩尔（David Moffat Lattimore，1873年10月18日—1964年3月3日），又译大卫·拉铁摩尔、乐提摩，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祖父丹尼尔·拉铁摩尔（Daniel Lattimore，武昌打孩子联系玛丽亚？—1857）是印第安纳州的一名牧师，父亲亚历山大·威廉姆森·拉铁摩尔（Alexander Williamson Lattimore，1833—1892）曾经是军队里的军需官（中士）。戴维的经历颇为励志，因为家境不佳，他十六七岁就不得不辍学工作，但是通过自学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此外还精通法语和德语，成为一名高中教师。1898年，戴维娶了他在学校的同事、一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军官之女玛格丽特·巴恩斯（Marguerite Barnes）。次年长女凯瑟琳（Katharine）出生，1900年长子欧文出生（关于拉铁摩尔家族史，参见David Lattimore, “Introduction”,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by Owen Lattimore, New York, Tokyo, London: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5；Love and War: The Civil War Letters of James Harrison Goodnow, compiled and edited by Mary Taylor Kadlecek, 2017）。

戴维·拉铁摩尔的两张照片（拍摄于执教达特茅斯学院期间，具体时间不详，达特茅斯学院劳耐尔特藏馆所藏）

此时的大洋彼岸，中国正处于鸦片战争后的巨变之中，清王朝从闭关锁国转为主动学习西方，外语教育是其中的一部分。近代的外语教育发端有教会教学与官办教学两条路径，二者既重合又竞争，其中都活跃着外籍教师的身影。前者开始更早，最初是外国传教士的个体行为，后者则自洋务运动以来逐渐兴起。1861年京师同文馆和次年上海广方言馆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发端，当时因为国内师资力量不足，不得不聘请外籍教师，比如京师同文馆开办之初即因“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从外国人中聘请“洋教习”（《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等折》，载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页）。到20世纪初，随着“壬寅学制”“癸卯学制”颁布、科举制废除，各类官办新式学堂取得长足发展，开设外语课程、聘用外籍教师成为中国教育制度的内容，比如《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外国教员宜定权限”，一方面对外籍教师施以约束，但反过来也是官方地承认他们的合法性。

戴维是在这股历史洪流中前往中国闯荡的诸多美国教师之一。在他之前，最初来到中国官办学堂教习英语的外籍教师不少人有传教士身份，比如丁韪良、林乐知、丁家立等。而戴维并非传教士，他来到中国首先是出于现实原因：他已经有两个孩子，在美国教书的薪水捉襟见肘，他需要报酬更高的工作。戴维来到中国的时间是1901年——正值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此前传教士在西学教育和外语教学中作用突出，而中国官方主导的新式教育已经在迎头赶上。据欧文回忆，父亲戴维来到中国时，正值官办新式学校迅速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甚至引起了教会人士的抵制（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11-12）。新式学堂的发展为戴维这样的外籍教师提供了谋职机会，而戴维在中国的任教也见证了两所中国百年学府的起步，即1895年设立的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和1896年设立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两所学校均由晚清名臣盛宣怀创办，在初期办学理念和规划上如出一辙。比如，均邀请美国人管理，中西学堂邀请丁家立担任总教习，南洋公学则邀请福开森为监院；在学制上，中西学堂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南洋公学仿效该制，设立上院、中院；均聘用华洋教习，开展外语教学。

《拟设天津头等学堂章程、功课、经费与总教习丁家立酌议各款折》（引自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丁家立所拟天津头等学堂、二等学堂招生启事（引自《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下）》）

1901年7月，戴维被南洋公学聘请为西文教习，开始他在中国的教学生涯。郭锋教授已经对戴维进入南洋公学的缘由及其教学活动作出考察，通过盛宣怀档案中的《张美翊致盛宣怀函》，指出戴维进入南洋公学是因为受福开森推荐，而福开森与时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约翰·古德诺（John Finley Goodnow）相识。本文稍作补充的是，张美翊在这封书信里提到戴维与古德诺为“中表”之亲，经考，约翰·古德诺是戴维的姑姑南希·坦纳·拉铁摩尔（Nancy Tanner Lattimore，1828—1880）与姑父詹姆斯·哈里森·古德诺（James Harrison Goodnow）之子，也就是戴维的表兄（参见Love and War: The Civil War Letters of James Harrison Goodnow）。这封信还提到戴维“独携妻子在此，声称不敷用度”，要求增加薪水，映证了戴维举家来到中国的经历。

盛宣怀（1844—1916）

福开森（1866—1945）

张美翊向盛宣怀推荐戴维·拉铁摩尔的书信（引自《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下）》）

据戴维的孙子小戴维回忆，戴维在中国谋得教职，其实还离不开姐姐玛丽·拉铁摩尔（Mary Lattimore）的帮助。玛丽是拉铁摩尔家族中第一个来到中国的人，她是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的好友和学生，向贝尔学习了与聋哑人交流的方法，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在苏州创办了一家聋哑人学校。戴维的第三个孩子玛丽·伊莎贝尔（Mary Isabel）于1902年1月出生在苏州（取名玛丽可能是为了纪念姐姐的帮助）。应该是玛丽在背后协调与古德诺的家族关系来帮助戴维，同样她还帮助了另一个弟弟阿莱克·拉铁摩尔（Alec Lattimore）在中国谋职（参见David Lattimore, “Introduction”,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p.ⅹ；[美]欧文·拉铁摩尔：《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在南洋公学的史料里，戴维的中文名字是“乐提摩”，依照中国习惯他还有自己的号“特微”——显然都来自他英文姓名的音译（参见霍有光、顾利民编著：《南洋公学 交通大学年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戴维先后为中院、上院学生教过英语、商业、书札、法语等课程，得到了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中方认可。1905年，盛宣怀特地奏请给戴维等三名外籍教师授予清廷“三等第一宝星”奖章。其间戴维还于1902—1903年担任过中美谈判的秘书（faculty biographical data of David Lattimore[文件名为笔者添加]，Dartmouth College, Dean of the Faculty records, LATTIMORE DAVID HISTORY, DA-165-10478）。

盛宣怀关于向“美国博士乐提摩”等颁发奖章的奏折（引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30辑，文海出版社，1976年）

1905年，戴维离开南洋公学，前往位于保定的直隶高等学堂任教。对戴维离开南洋公学的原因，李磊鑫推断是福开森被辞退的人事变动，以及南洋公学被划归商部后办学理念的变化，李磊鑫还对戴维在保定任教的是直隶高等学堂还是保定高等师范学校做出了考证。此处稍做补充，据戴维在达特茅斯学院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他在保定时期任教于“Chihli Provincial College”，确为直隶高等学堂，保定高等师范学校等说法应为史料传抄产生的讹误。

戴维和直隶高等学堂、北洋大学的渊源或多或少与丁家立有关。丁家立1878年毕业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1882年来华，执掌中西学堂（北洋大学堂）11年，对该校教学及建设影响甚大。他提倡西学教育，尤其重视外语教学，规定须学习英文，使用英文原版教科书，直接用英文进行教学等（参见张世轶：《清末传统教育视阈下的西学教育——从丁家立和中国第一所大学堂规划书谈起》，《教育史研究》，2017年第1辑；吴骁：《北洋大学堂——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光明网，2020年11月17日）。1903年，丁家立兼任直隶高等学堂总教习，旋因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学生较少，他安排将直隶高等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的预备学堂，这也是后来两校合并的缘起（参见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8页）。丁家立执掌两校期间，学校的美国色彩浓厚，他积极聘用美国教员，当美国教员合同期满时，或续订合同、或另聘美国人接替，因此学校里美国教师为数不少（谢世基：《1919—1925年北洋大学的鳞鳞爪爪》，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4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戴维进入直隶高等学堂与丁家立的这一作风不无关系，两人可能也有私交（《天津大学档案馆获赠北洋时期外教大卫·拉铁摩尔著作和教师李玉汶著作》一文称，丁家立与戴维是好友关系，载《天津高校档案工作简刊（2016年第1期》）。1906年，丁家立因与中方的矛盾辞去两校总教习职务，而戴维继续留了下来。直隶高等学堂于1912年并入北洋大学堂，戴维于是进入北洋大学堂工作

丁家立（引自[美]谢念林、[美]王晓燕、[美]叶鼎编译：《丁家立档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根据北洋大学校史材料，戴维在北洋大学堂的任教时间为1913年9月—1921年12月（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98页）。该校于1912年更名为北洋大学校，直属教育部，1913年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在这两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在各级学校中开展英语教习，这意味着戴维在北洋的任教正值辛亥革命后中国外语教学的迅速发展期。北洋大学依然聘请了不少外籍教师，戴维的妻子玛格丽特也曾在该校教英语（1916年1月—1918年12月），弟弟阿莱克在武昌大学工作了几年后，也来到北洋大学任教，他在校史材料中的中文名字是“乐禘祃”，除了教学，两兄弟还兼任过校长、院长室的秘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98、435页）。

戴维在北洋大学的教学以严厉著称，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据曾经在北洋求学的地质学家黄汲清回忆（黄汲清：《我的回忆：黄汲清回忆录摘编》，地质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我们预科的教师有大卫·拉蒂摩尔，教英文文法，主要教科书是mother tongue。弗兰克林·拉蒂摩尔（即阿莱克——笔者注），是前者的弟弟，主要教英文读本，内容是现代英文选编。……前面说的Lattimore弟兄都教得不错，大卫态度严肃，弗兰克林比较随和，都受到大多数学生的爱戴。

曾经在北洋土木系求学的谢世基（1919—1925年在校）描绘了戴维既受欢迎又严厉的形象（谢世基：《1919—1925年北洋大学的鳞鳞爪爪》，第111页）：

在英文教员中，乐提摩最受欢迎。他循循善诱，百问不厌，有很多独到之处……但他教学又最严格，讲到关键所在，中国学生常易发生混淆的地方时，必定招呼停写笔记，专心听讲，谁不搁笔，即厉声制止；他常给试卷打上几时几分半，几乎每年都有因英文不及格而留级的。

稍显例外的是一条文史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页），这条史料可能有所夸张，但至少反映出戴维严厉的教学态度：

[戴维]对学生极无礼貌，学生迟到无论严冬酷暑，必罚其在门外站立十几分钟；学生答问不好，张口就以“愚蠢”“浑东西”“白痴”等恶语相加。

1921年，受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聘请后，戴维携家离开生活了20年的中国。他的中国旅程有一个圆满的结束：他受到了全校学生开会欢送的礼遇——1919—1925年期间北洋大学惟一的一次欢送会，收到一幅纪念旗，旗帜上的“诲人不倦”是学生对他的评价（谢世基：《1919—1925年北洋大学的鳞鳞爪爪》，第111页）。

二、《英文典大全》的写作与流传

除了在中国20年的执教，戴维还为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留下一份“礼物”，即针对中国学生编写了英语语法教材《英文典大全》——这也是他毕生唯一的专著。《英文典大全》共75章，于1923年5月在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戴维在序言中介绍，这本书是供需要学习英语语法的学校使用，尤其是中国学校，读者对象是中学最后两个年级、师范学校，商业学校、工业学校或者大学一年级学生。在序言落款中，戴维署名的地址和时间是“北洋大学，天津，中国，1921年7月”。

戴维·拉铁摩尔在序言的落款页面

戴维编写《英文典大全》既是长期教学实践使然，也有弥补英语教材空缺的用意。他参考了当时在各学堂流传的几种英语语法课本：一是《纳氏文法》（English Grammar Series，1895年），作者是英国教育学家约翰·纳斯菲尔德（J.C. Nesfield），该书在清末传播到中国，一度颇为流行，1907年就有群益书社出版的中译本。二是丁家立编写的《英文法程初集》（English Lessons），该书于1892年编写，最初提供给中西学堂师生所用，由于当时专门针对中国人学的英语教材不多，丁家立便将自己编写的教材定为北洋大学堂的教科书，编入《北洋大学丛书》（《丁家立年谱》，载[美]谢念林、[美]王晓燕、[美]叶鼎编译：《丁家立档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5页）。三是哈佛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乔治·莱曼·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与昔孟学院校长莎拉·露易丝·阿诺德 （Sarah Louise Arnold）合著的《母语》（The Mother Tongue，1902年），该书曾由徐铣译订为《增广英文法教科书》，1909年12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曾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审定为中学校及师范学校使用，戴维在北洋大学也用过这个课本。四是乔治·莱曼·基特里奇与英国语言学家亨利·斯威特 （Henry Sweet）合著的《高级英语语法》（An Advanced English Grammar, with Exercises，1913年）。与此同时，国内也在自主编写新教材，戴维此前就参与了李玉汶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英新词典》（A New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的编写校订。

《申报》1923年6月16日刊登的《英文典大全》广告

在内容上，《英文典大全》的最大特点是采用图解法并加以改良。正如出版后不久，1923年6月16日《申报》刊登的广告所称：“本书著者曾任北洋大学校英语教授，本其二十余年教授之心得，编成此书，凡英文文法上疑难之点，为中国学生所最难理解者，以及英文文法上特有之点，为中国学生所最易忽略者，皆特加详细之说明，例句丰富，分析用图示法，明了易解。”图解法，英文名称为Diagram，是当时西方流行的实用教学方法，在每个单词上做标记，用线连结不同的句子成分，便于学生理解，在美国的教学中已经广为使用。该法出自美国人斯蒂芬·沃特金斯·克拉克（Stephen Watkins Clark），代表作为《实用语法》（A practical grammar: In which words, phrases & sentences a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offices and their various relationships to each another），此外还有阿隆佐·里德（Alonzo Reed）和布雷纳·克罗格（Brainerd Kellogg），他们在《英语高级课程》（Higher Lessons in English）等代表作中建立其体系。随着美国人在中国教学英语，图解法也被引入中国，比如丁家立在他的教材里就使用并普及了这种方法。戴维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改造，进一步推广了图解法的应用，他认为，图解法是为了形象地绘制语法结构，相比冗长、累赘的口语或者书写分析，图解法的时间更少、更加清楚，尤其更适合母语并非英语的学习者，因此建议在校教师采用这种方法（《英文典大全》，第ⅵ页）。

《英文典大全》内文页面与图解法

戴维的做法得到后来研究者的肯定。《英文典大全》被认为是图解法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书（李褒嘉：《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的沉思》，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页）。语言学家何容指出到1920年左右，在中学里通行已久的《纳氏文法》已经有点不时兴，随后流行的一些教材都使用了图解法，相比之下，“只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典大全》所用的图解法，跟以上各书不大相同，不同之点是只用直线，不用斜线”（何容：“序 黄著《国语文法图解》”，《黄故教授贵放先生哀思录》，1987年，第62页）。

《英文典大全》在出版后大量发行，多次再版。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规定从初中开始设立外语教学，奠定自此到1949年为止国内英语教学的模式，《英文典大全》的出版发行正值这一时期，很快成为教学用书，不断重印（参见表1）。《申报》多次刊登该书广告，比如1939年9月8日的广告称：“最近有发生供不应求，（有许多书本如英文典大全，及其他高中科学方面的书本，肯出售者甚鲜，而需要者却甚众）。

表1 《英文典大全》部分版次及出版时间。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孔夫子旧书网在售旧书版权页整理。

多位学者回忆了使用《英文典大全》的经历，大多称赞图解法的优点，这些回忆也侧面体现出该书的广泛传播。英语学家李赋宁回忆，他初中二年级后自学《英文典大全》，称赞这本书“条理清楚，叙述扼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利用图解说明语法关系，使读者一目了然，并且印象很深”（李赋宁：《英语学习》，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35页）。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梓坤回忆自己学习英语时“抄过林语堂写的《高级英文法》，抄过英文的《英文典大全》”（方正怡、方鸿辉编：《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下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1页）。物理化学家徐光宪在宁波求学时曾经用过《英文典大全》：“这本书用的是图解法，用图表来说明英语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在图解法下，主谓宾结构泾渭分明，句子的结构清晰明了”（郭建荣编著：《一清如水：徐光宪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31页）。沙健孙教授回忆自己在家乡江苏宜兴求学时，“毕馥真先生教英文，他导用原文版的《英文典大全》做语法教科书，引导我们照书本的要求把英文的句子进行图解”（沙健孙：《沙健孙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507页）。外交学院英语教授陈文伯对比了《英文典大全》和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法》，认为“这两本书各有特长，前一本重形式分析，后一本重语言或用，对我都有很大帮助。尤其是前者，它的句子分析图解使我充分明白了英文句子结构以及句子各部分的关系，为我奠定了语法知识的理论基础”（吴龙森主编：《专家学者谈如何学英语》，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英文典大全》是民国时期国内出版的英语工具书中具有代表性和特点的一种，反映了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英语教材复杂，外籍作者编写的语法教材有《纳氏文法》、《实验高级英文法》（Dozen J. Dunn, Experimental English Grammar: For Advanced Students，邓达澄编纂，商务印书馆1933年）、《汉译泰氏英文法》（W. M. Tanner,Correct English，苗平、唐允魁译，启明书局1940年）、《英文文法大全》（山崎贞著，金则人编译，世界书局1933年）等，国人原创教材数量更多（关于民国时期的英语教材，参见张同冰、丁俊华：《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史回顾（五）》，载《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2年第5期）。以商务印书馆为例，从民国初年至1949年前，一共出版英语书籍472种，其中仅英语文法类书籍就有47种（参见《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4—117页）。与这些同类书比起来，《英文典大全》出版时间较早、版次较多，尤其是出自一位具有中国实际教学经验的外籍教师，用英语写作、直接在中国出版——这是其最大特点。后来研究者梳理民国时期的英文工具书时，总是忽略不了《英文典大全》，正如汪家熔所称：“邓达澄《实验高级英文法》，拉铁摩尔的《英文典大全》，在老一辈读者中，是享有盛名的。”（汪家熔：《商务印书馆与英文书籍》，载《英语世界》1982年第1期，第12页）

三、达特茅斯岁月：见证美国汉学研究

就在戴维完成《英文典大全》的同年，他举家回到美国，原因是应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之邀，就任该校“远东文明”教授（Professor of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s）。《英文典大全》1923年初版扉页上已经注明他的身份是“达特茅斯学院远东文明教授、原北洋大学英文教授”，序言的落款地点仍是北洋大学，后来的修订版里才改成“达特茅斯学院”。

20世纪初的达特茅斯学院（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达特茅斯学院之所以聘用戴维，按崔玉军先生的研究，是因为该校校长恩纳斯特·马丁·霍普金斯（Ernest Martin Hopkins）欲开创汉学教育，需聘用一名了解中国历史和语言的教师，遂委托胡佛（即美国第31任总统，1929—1933年在任）代为寻找人选，胡佛推荐了戴维（参见崔玉军：《美国达慕思学院的中国研究》）。胡佛早年以“胡华”为名来到中国，曾插手开平煤矿事务，后来步入政坛，1921年起担任美国商务部长，他与霍普金斯颇为熟识，曾经共同参与欧洲救济事务（参见Ernest Martin Hopkins ’01 President, Emeritus, An interview conducted by Edward Connery Lathem’51, March 28,1958-April4,1959,Rauner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Dartmouth College），霍普金斯应该是借助了这层关系。根据达特茅斯学院档案中戴维的个人履历表，戴维于1921年10月18日被聘用为远东文明教授，任期一年半，从1921—1922学年的下半期开始，到期后每三年续约，1935年被长期聘用为历史学教授，直到1943年7月1日退休（Dartmouth College, Dean of the Faculty records, LATTIMORE DAVID PROF HISTORY, DA-165-7313）。

恩纳斯特·马丁·霍普金斯（1877—1964）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1874—1964）

戴维虽然并没有从学院体系中受过汉学专门训练，但是他在中国生活长达20年，自学了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就像年轻时自学拉丁文、法文等语言一样。戴维初到中国时曾使用传教士布歇编的《官话指南》（Koan-Hoa Tche-Nan, Boussole du Langage Mandarin）作为汉语教材（letter[S. Marsh Tenney to Philip N. Cronenwett], Dartmouth College Affiliates Files Collection, Lattimore David h1922, DL-15-11801）。在欧文·拉铁摩尔回忆中，戴维具有渊博学识，不仅能用汉语流利地交谈，而且是具有儒学传统的一名优秀学者（《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3页）。戴维在达特茅斯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远东文明”（含中国与日本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与汉语两个方面（参见表2、表3、表4）

表2 戴维在1924年第二学期开设的“远东文明”课程。资料来源：Far Eastern Civilizations second semester, 1924, Dartmouth College Library，Rauner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DP-11-6800: 17。笔者根据档案译出。

表3 戴维开设的汉语课程。资料来源：Dartmouth Colleg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1916-1945: Ernest Martin Hopkins) records,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 (David Lattimore) (36), 1929-1930, DP-11-6875。笔者根据档案译出。

表4 戴维在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资料来源：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史（Important Moments in History –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at Dartmouth College），参见https://journeys.dartmouth.edu/socy/，笔者译出。在1928—1929年，戴维所执教的“远东文明”是社会学系下的子部门，参见《达特茅斯学院校友录》（Catalogue of the officers and students of Dartmouth College，https://journeys.dartmouth.edu/socy/important-moments-in-history/）。

达特茅斯学院校友录中关于戴维·拉铁摩尔所执教“远东文明”课程的介绍

达特茅斯学院是美国最早开设汉学教育的高校之一，戴维的汉学教学在这里获得了认可。汉诺瓦当地报纸称赞戴维“虽然未受过大学教育，但却是一位非常好的学者”，达特茅斯学院多位知名校友曾在戴维指导下学习汉语，比如荣誉退休教授约翰·斯特恩斯（John Stearns）、罗尤·内米亚（Royal Nemiah）（newspaper cutting[March12, 1964], Dartmouth College Affiliates Files Collection, Lattimore David h1922, DL-15-11801）。医学家马什·坦尼是戴维退休前指导的最后一名汉语学生，他认为戴维是学校中遇到的“唯一真正的学者”，向戴维学习中文是他求学时期最有价值的经历（letter[S. Marsh Tenney to Philip N. Cronenwett]）。据陈荣捷回忆，戴维曾经买了很多书赠送给达特茅斯图书馆（华蔼仁整理：《陈荣捷（1901—1994）：一份口述自传的选录》，《中国文化》1997年第15、16期，第340页），这算是他的另一种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知名汉学家柯立夫曾经得到戴维的指导，是戴维激发了他学习中文的兴趣（李若虹：《心理东西本自同：柯立夫与杨联陞（上）》，载《文汇学人：学林》第319期，2017年11月24日）。

陈荣捷（1901—1994）

如果说达特茅斯学院与中国的渊源始于丁家立，那么达特茅斯学院的汉学研究则始于戴维。在戴维之后，陈荣捷、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艾兰（Sarah Allan）、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等汉学学者延续了这一传统。1982年，达特茅斯建立与中国的交换项目，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的“海外学习项目”（The Foreign Study Program）已经有逾30年历史。1995年，该校成立亚洲和中东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2018年重组为亚洲社会、文化和语言项目（Asian Societies, Cultures and Languages）。（关于达特茅斯学院的汉学研究渊源，参见崔玉军：《美国达慕思学院的中国研究》；Dartmouth and China，courtesy of Library of Dartmouth College）

戴维在美国汉学历史中应有一席之地，他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工作具有承上启下的性质。在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汉学仍处于人才缺乏、亟待发展的阶段，如赖德烈在1918年称：“美国中国学如此的不足，以至……不得不去欧洲征召人才充实学校的中国学教席。”（赖德烈：《美国学术与中国历史》，载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页）傅路德在1931年称美国汉学界称“能胜任教学的教师屈指可数”。（傅路德：《美国的中国学》，载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第43页）戴维的事迹印证了上述批评：达特茅斯学院只能辗转在中国寻觅汉学教师人选，而戴维从来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这一点甚至并不构成障碍。与此同时，美国汉学界开始图变，新的汉学研究团体陆续设立，如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1929年成立的“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赖德烈在1930年总结称，“近八年来，美国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兴趣在增长。开设有关中国课程的学院和大学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与中国有关的新教席正被创立”（赖德烈：《过去九年的中国史研究》，载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第34页）。

费正清把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具有足够资金，紧随欧洲模式的哈佛—燕京学社，另一个是散布各处、缺乏基金的纯粹美国阵营，大多接受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的影响和指导（《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按照这一标准，戴维所在的达特茅斯学院更接近后者。达特茅斯学院当时并没有建立成体系的汉学研究，戴维更多地是孤军奋战，傅路德提到一些美国高校正在投入汉学教育时，就专门提到戴维“正在达特茅斯独自教授中文白话及中国历史和文化”。（傅路德：《美国的中国学》，载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第43页）戴维的经历跟早期来华传教士相似，都是以“业余”状态学习中国知识。尽管他不像其他汉学家那样有数量可观的著述，但是相比许多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不懂中文、坐而论道，曾经在中国生活、通晓中文的他是胜出一筹的。毕竟从他那一辈开始，美国的汉学研究逐渐走向专业化。

四、拉铁摩尔家族与中国的渊源

1943年退休后，戴维在加利福尼亚居住了一段时间（长女凯瑟琳居住在那里）。妻子玛格丽特于1952年去世。1963年，经历麦卡锡风波后的长子欧文接受英国利兹大学邀请，前往该校主持汉学系，当年秋天把父亲接到利兹同住。1963年11月初，戴维不幸病倒，在圣诞节前两天做了结肠癌手术。手术仅仅些许延长了他的寿命，1964年3月3日，戴维在利兹去世，享年90岁（Robert P. Newman，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516）。他的墓地位于洛杉矶。

戴维·拉铁摩尔与妻子的墓碑

综观戴维一生，从1901年来到中国，到1943年在美国退休，他的执教生涯逾40年，以1921年返美为界，前期在中国教授英语、后期在美国教授汉学，基本各占一半。他在两国都恰逢历史的转折，在中国见证了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在美国则经历了汉学研究的过渡。他是一位“非典型”的汉学学者，虽然没有数量可观的著述，没有非常耀眼的学术成就，但一西一东两次跨过太平洋，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在大洋两岸种下了以彼此文化为志趣的种子。

有一点略显悖论的地方需要指出，戴维尽管长期生活在中国，但他态度保守，“保有一种白人的优越感”（《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页），不希望子女完全融入中国。后来戴维携家回到美国，除了达特茅斯学院的聘请外，不排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希望子女得到纯正的西方教育（幼女埃莉诺·弗朗西斯和幼子里奇蒙因此都是在美国上的大学）。尽管如此，某一代人的迁徙，往往能在家族中产生几代的影响，拉铁摩尔家族几代人与中国的渊源，正是从戴维这里开始的。

50岁时的欧文·拉铁摩尔（图片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晚年时期的欧文·拉铁摩尔夫妇，他们合作编写了《丝绸、香料与帝国》（图片来源：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

1972年欧文受邀访问中国，孙子迈克尔随行（图片来源：新华社）

1981年夏，欧文与孙女玛丽亚在长城（图片来源：Robert P. Newman，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最典型的代表是长子欧文，他的中国研究志趣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童年和青年时期两次前往中国都并非“出自本意”（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11-12），而是缘于父亲来华闯荡之举。虽然戴维一开始将欧文送到欧洲上学，有希望欧文接受欧洲传统精英教育的意图，不过机缘巧合，欧文还是回到了中国，最终成为知名的中国研究者。欧文的学术研究在某些方面与戴维如出一辙，他们都没有经历过学院体系的培养，也并非传教士——至少他们都不信教，都是“误打误撞”地来到中国，在常年生活里建立起对中国的兴趣，通过自学走上汉学研究之路。欧文敬重父亲，在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他感谢父亲“把他40年研究中国文化及历史的心得提供给我。他是本书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批评者”（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原序第3页）。

除欧文外，欧文的妻子埃利诺·霍尔盖特，欧文的妹妹埃莉诺·弗朗西斯（创作了大量中国主题插画），第三代的小戴维·拉铁摩尔（欧文之子，1931年出生在北平，曾是布朗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同样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都对中国持有好感。第四代中有几位“拉铁摩尔”曾经陪同欧文回中国及周边访问，第五代的小小戴维·拉铁摩尔则用一期访谈重温了家族与中国的历史（参见《拉铁摩尔家族与中国——戴维·拉铁摩尔祖孙访谈录》，澎湃·私家历史，2018年10月2日）。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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